是否可以称之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尚有疑问，这里是借鉴通常的说法。

我将这一标本称为中国公众参与的PX模式。尽管决策权和裁量权仍然由政府垄断，但政府的裁量已经被打上公众性的烙印。

与信息公开相关的是，政府对于网络以及其他新媒体的开放与宽容态度也是一种明显的进步。这启示我们，在公共行政过程中，我们不能固守所谓的形式合法化框架，而需要有一种开放、反思的态度，根据个案的需要灵活选择制度和程序——如果这种修正是朝着扩大公众参与的民主权利、主动增加行政程序的严格性和公正性的方向，那么就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与精神。与对公众参与的隔离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前期的项目环评过程中几乎没有进行正式的信息公开，所谓的参与也仅限于与项目环评程序有关的专家参与。PX模式的重心其实不在于社会阶段，而在于法律阶段。这样的标本将可适用于更加广泛范围的政府、公众及公共行政议题，将传统的统治型行政转变为一种参与型行政。

（2）对PX模式的简要评估 厦门市政府在PX事件中有一种脑筋急转弯的意味，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其公共行政的模式就完成了从传统的命令与封闭的模式向开放和公众参与的模式的转变。 PX前期 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PX项目立项。但是，这一规定的有效实施必须具备一个重要前提，即基于正当程序的现代行政程序制度较为完备。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应当借鉴域外立法实践中的经验，吸收学界的研究成果，在修改中增加正当程序审查的相关条款，将程序正当性确立为司法审查的标准之一，从而形成行政程序合法性审查与正当性审查并行的体系。关于程序的效益性，学界有不同观点。二十多年前《行政诉讼法》的颁行，极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从而也推动了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对重大事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依法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37] 参见何海波：《晨光初现的正当程序原则》，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8年论文。就总体来看，正当程序的司法审查已经无可厚非。

因此，对教学管理中不违法但欠合理的程序瑕疵不宜认定为行政程序违法。相反，假如要剥夺某一或某一些人（或团体）的利益，则程序和程序正义都将是不可或缺的。[46] 参见杨海坤 黄学贤著：《行政诉讼基本原理与制度完善》，中国人事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246页。这里的程序效益就是经济效益，主要包括程序的设立应当保证程序的进行迅速有效、程序应当尽量简化、应当保证人力、物力和时间资源的合理配置。

程序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器重，是因为任何实体的公正只能是相对的，而程序的公正才是绝对的。就公法程序中最为经常的行政程序而言，我国学者孙笑侠教授认为，程序的正当性标准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是否在行政程序中受到承认和保护。有的是明确否决了正当程序的运用，例如，在袁某诉某大学不授予学士学位案件中，法院认为，基于我国行政管理长期奉行法定程序，行政正当程序问题尚属理论研究范畴。因此，不管从最高院该司法解释涉及到的特定领域，还是其必将产生的积极影响来看，当下要紧的是对正当程序应包含的要素作出较为精确的界定，使得正当程序这一看起来并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具有真正的而可操作性。

WTO 所确立的这些关于行政行为公平、公正的程序规则, 实际上正体现了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因为程序并不都是正当的。

3.程序与效率不一定成正比，两者内在的价值冲突有时难以协调。《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在即，就现有案例而言，是否已经为行政行为的正当程序进行司法审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规则了呢？这在学界尚有分歧。

将正当程序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还能促进已然的法定程序基于正当程序而进一步完善，并对将要法定化的程序尽可能正当化起到引导作用。之所以说可能会经过三个程序环节，主要是指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只有在相对人不服行政行为时才可能会产生。[12] 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3页。也说明中国法院并不缺乏司法能动主义的冲动，也不完全缺乏法律适用的空间。[30] 现代行政程序中的效益要素在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政法》中已经程度不等地体现出来。随着公正实现条件的不断完善，实现程度的不断加强，正当程序的要素及其司法审查也必然日益健全和强化。

[27] 江必新：《论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及其监督》，《法治研究》2011年第1期。[14] 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307页。

大多数成文法国家或地区在其法律中都规定了程序合法性原则。法院只有充分认识到上述局限性，才能尽可能全面客观地作出判断，增强裁判的公正性、可接受性，引导行政程序不断增加正义含量。

这已成为现代行政法学的共识。惟有《行政程序法》确认了正当程序规则，行政主体才能有所遵循。

著名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件，[35]特别是学界围绕该案的一系列讨论，则又将正当程序的司法审查实践大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撤销判决时违反法定程序是情形之一。但实际上，在学界的竭力鼓吹下，该案对正当程序司法审查的推动意义也是不可小视的。一是该司法解释适用范围的有限性，二是司法解释本身位阶的有限性。

随着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正当程序已经由幕后走向台前。到第三阶段以法定程序为基础，以正当程序为补充。

有部分学者则认为，《行政诉讼法》第54条中的滥用职权就包括了滥用程序上的自由裁量权。杨小君《行政诉讼问题研究与制度改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449页以下。

3.说明理由（通过说明理由使沟通过程中的行为主体能够通过反思进行自我控制）。至此，可以说正当程序问题从行政法学者的书斋，向行政执法的实践迈进了大大的一步。

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在加强政府法治建设方面步伐的加快。《行政诉讼法》第54条把法定程序作为法院审查行政行为的重要标准之一。然而，在当下中国，正当程序的概念虽然因法治的势不可挡而迅速发展，但是由于以成文法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以及现行权力构架的特点，要使法院在行政诉讼中能很顺利地适用正当程序原则作出判决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起初还只是学界研究如正当程序的起源、正当程序的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随后在《行政程序法》的几个试拟稿中均将正当程序作为基本原则之一。

崔卓兰、刘福元：《论行政裁量权的内部控制》，《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8] 参见甘文《WTO与司法审查的标准》，《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

[20] 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地191-193页。[4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当程序既是最低限度的公正，同时又是最高的要求。

这四个阶段也明显反映出行政法治的发展水平。从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对正当程序的审查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法定程序为唯一依据，完全排斥正当程序。